王明的这一生（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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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问，王明后来的历史情况？

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是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俄国和前苏联历史上名人的归宿地，他们受到络绎不绝来此光顾的人们的瞻仰和悼念。但这里也孤独地躺着一位中国人。

他，曾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上“显赫一时”。但如今已差不多为人们所淡忘，难得有人到他的墓前光顾，陪伴他的只有冷清和寂寞。他就是王明，即陈绍禹。

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发表了《饮水思源》的讲话，称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回到延安后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目空一切，对中央的工作也横加批评，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即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甚至随意起草或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与中央闹独立，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王明甚至认为在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可以由他来担当党的总书记重任。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了自己的领袖，那就是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的指示。这对于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王明不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病中的王明坐着担架来到会场，在会场停留了15分钟。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缺乏威信，王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两个职务被解除。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处于挽救王明的需要，代表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名列博古之前。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对毛泽东作了违心的颂扬，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毛泽东对于王明的老底很清楚，知道他“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象，装腔作势，不太自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谈到了如何继续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希望他能够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鉴于此，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决定，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犯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

在会上，王明也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会议结束后，3月16日，毛泽东亲自到王明家里帮助他，劝他写好声明书，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毛泽东还把张闻天等人的认识材料提供给他作为参考。3月28日，党中央又派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再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从速写好声明书交与党中央。可是，王明后来对党中央要他写声明书的决定一直采取拖延态度，最后干脆否认会上曾有这一决定，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耐心帮助加以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对自己严重的历史错误仍然缺乏认识，拒不接受党的批评和帮助。王明建国后虽然在政法战线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对于过去的错误却一直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检查，对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一声明的规定一直拒不执行。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他“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就王明问题作出决定，是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明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有直接关系。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表明，王明问题已发展成党内重大问题。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来，除了张国焘，中共中央还没有专门对一个人的问题作出决定或决议。七届二中全会曾对王明问题作出过决定，但那只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对王明问题作出书面决定，这就标志着王明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成为党内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中央委员会作出专门的决定。

在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王明去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北京不久，就病倒了。因此，王明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也不知七届三中全会对他的决定。直到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交给他后，他才看到全会对他的决定。为此，王明于8月17日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明“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鉴于王明的这种态度，8月18日，毛泽东就在王明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杨尚昆立即让孟庆树代转了毛泽东的批示，通知了王明。王明在信中强调“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在这期间，王明的病情又有发展，于是他于9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并于10月25日动身去了苏联。这样王明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再向党中央写出任何声明书。

2王明的这一生简介 王明的这一生简介说明

1、王明（1904年—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2、1956年叛逃到苏联，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离世。

3谁能给我李大钊，陈独秀，王明，顾维均的详细生平资料

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李大钊，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

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王明

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去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

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中共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过在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最少。从此，王明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共产党。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母公墓。

顾维钧

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72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198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顾维钧口述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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